早上还没有醒，听到院子里有说话的声，说话声频率很快，像是鸟雀的唧喳；麻雀巢被掏时，麻雀会焦急地鸣叫，并且快频率地从这个枝头跳到那个枝端，带着求助，谩骂，哀求，埋怨和诉苦。我知道是喜玲日来了。
喜玲日是从城里嫁到我村的女人，是脑子受过创伤的女人，她丈夫是叫金金的，村里典型贫困户。听说喜玲日在城里是大户人家，文革时被革命了，成分不好还是脑子不好被嫁到了村里，文革后喜玲日的姊妹都翻了身，只有村里的喜玲日在村里没有致富，而且金金没有本事，除了生孩子。计划生育工作组对金金和喜玲日么办法，因为金金家没东西可以拿走，金金躺大街上与计划生育组抗衡，喜玲日跑干部家哭诉是她的杀手锏；不管干部家是过年、还是办喜事、或其他什么要紧事，喜玲日随时可能来诉苦；大过年在谁家门口哭一通不是什么喜庆的事。别的干部要么驱散、要么打骂喜玲日，只有父亲是老好人，还偶尔给倒杯水、或让吃个饭，喜玲日从我记事起就经常到我家诉苦，其实父亲只是个略有威信的会计。
父亲一直是村干部，是很有耐心的、很能说教和讲大道理的干部，一直是调解员；无论是非正常的喜玲日，还是正常的村里家庭，都被父亲调解过；正常夫妻有时比喜玲日和金金更不靠谱，大半夜夫妻互相打得鼻青脸肿，到我家敲门要求离婚；父亲开过很多结婚介绍信，没有盖过离婚章。
小学一年级时班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城里人，衣着鲜亮，是着装褴褛的金金送班里的。大家都以好奇的眼光打探这个说普通话的新同学，“我如何”，“我如何”是见过大市面的孩子，还拿着一把小刀给大家展示；除了他，大家都用平遥话:“蔫”表述我。后来知道：“我如何”是喜玲日的二儿子，出生后被喜玲日的在包头市的亲戚领养了，由于太淘气被送回村里了。逐渐说普通话的“我如何”，开始参杂平遥话，并且由于个子小而且是喜玲日的孩子，被同学取笑，经常到老师那里告状，“我如何”变成了我可怜。随着时间和成长，“我如何”也和大家一样说平遥话，除了一个“我”字，他始终用普通话。
在外地上学后，只有在寒暑假遇上喜玲日到我家诉苦，父亲让剥玉米她就停下叨叨，剥玉米，剥完玉米就继续停不下的哀鸣；偶然可以遇到，去把这桶水倒了回去吧，喜玲日会倒完水下意识走掉；要么是回家吃饭去吧，她会走掉；或者吃饭吧，吃完饭回去吧，她会走掉；实在不能忍了、忙不过来就关了院门，不过喜玲日会在院子外絮叨：你们这是什么干部，我要离婚，金金打她了，谁家谁家欺负的都不行，孩子被谁欺负了，活不起了，过年没有衣服，十五回不了娘家∠∠∠∠∠
父亲退休好多年了，闹离婚的几乎不来我家闹了，偶尔也有曾经调解好的复发的，会习惯性地到我家、听听父亲的大道理；喜玲日没有停下她的脚步，或者是年龄大了，或者是过节养成的习惯，最近几年主要在正月来鸣叫 。只有金金去世那年喜玲日多来了几次，或者是她失去了伴，或是金金的离开击中她的脑部神经。
早上时问父亲喜玲日的的情况，说是还来诉苦，能劳动；去年还帮我家搬砖头，扫院。她的三个儿子，个子都很小，结婚困难，大儿子收破烂，二儿子在铸造厂工作，三儿子在南方的煤矿工作。二儿子“我如何”也就是我同学，前几年花了两万搞了个云南媳妇 ，雲南媳婦结婚当夜爬墻跑了；去年娶了邻村村长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闺女，算是结婚了。和我同龄的三儿子，记得小时候雙手都是六指，脑袋有烧伤疤痕，娶了智力残疾没有劳动能力的城里姑娘，也算结婚了。喜玲日还有三个闺女，都正常，不是小个子，都已嫁人，其中一个还嫁到城里。
喜玲日是城里姑娘，念过书，文化程度较高；口才较好，能一口气说两三个小时，说话频率快过播音员；有时候骂干部，很勤劳；养育了三子三女，梳着毛毛刺刺的灰白麻花辨。
此为计，为平凡的故事和生命
2013、02、15
划则器
于平遥凌晨
